「全球化」一直是21世紀國際經濟、政治發展的主旋律。在過去30多年裡，全球經濟運行一直基於三大假設：首先，全球化會持續發展；其次，貿易是發展富強之路；第三，經濟權力正從西方轉移到東方。在疫情之前，人們更是普遍相信，無論是在現實世界還是在虛擬世界，國與國之間的相互關聯都將日益緊密，而且永不止息。然而這一切在經過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後，出現了微妙的變化。我相信大家應該也感受到了，有些變化發生了之後，就再也回不去了。伊凡 克雷斯戴(Ivan Krastev) 在他的著作《後疫情時代的關鍵趨勢》就楬櫫了三個精闢觀點，這也將對後疫情時代的投資方向與社會經濟發展造成深遠影響。
- 「居家」民族主義
- 加速去全球化
- 民主是獨裁的比較級
「居家」民族主義
我們大多沒有親身經歷過戰爭、軍事政變或宵禁，但直覺告訴我們，當遭遇重大危險時，大家都會贊成關閉國界。政治人物也會以此行動，宣告他們已經做足準備。而一般人也傾向回到祖國尋求庇護。防疫要求大家「待在家裡」，不只是鼓勵大家把家當做是最好的生活及工作場所，也有一種形而上的意義，也就是「家」是我們遇到危險時最想待的地方。關閉國界並不僅僅是歷史的本能，也是打擊疫情最傳統的做法，是國家之間實踐「社交距離」的方式。1710年，神聖羅馬帝國決定在與奧圖曼帝國接壤的邊境上建立防疫封鎖線，防堵來自巴爾幹半島的疾病擴散。這道禁令一直維持到19世紀中葉。
2015年歐洲難民危機期間，民族主義偽裝成保護本國文化，實際是在排外。而新冠肺炎則形成了以公共衛生為導向的民族主義，取代了文化民族主義。外國人不再指的是非本地出生的人，而是指現在不在這裡的人，重點是你的居住地，而不是你的護照。大家應該還記憶猶新，疫情初始，大批居住於大陸地區的台商或是台灣居民要求政府盡快開放包機回台。但首批包機機上人士卻有7成不在預先給武漢台辦的優先名單內，老弱婦孺、慢性病患者被排除、陸配反而上機等，爆發巨大爭議。網友擔心登機名單政府沒有辦法完全掌握，可能發生「木馬屠城」的狀況，造成台灣的防疫漏洞！也有其他網友表示「可以不要回來嗎」、「大陸不是控制住了嗎？還回來幹嘛」、
在歐洲，疫情爆發之後，爆發的第一波批評並不是本地人對外國人，而是鄉村居民對「度假式避難者」入侵的憤慨。當地居民害怕這些富有的都市人帶來病毒，傳染給當地醫療能量不足，無法承受病患的偏鄉。令人難堪又諷刺的是：歐洲的度假屋本來就是瘟疫的歷史遺跡，十四世紀最初幾次的黑死病爆發後，很多文藝復興時代的義大利城市居民開始投資鄉間的不動產，原因之一就是為了確保危機期間，獲得可靠的食物供應。他們待在鄉間的時間越來越長，疫情最嚴重的夏天尤其如此，別墅生活在富裕的家庭中開始流行。
加速去全球化
在這場危機當中，我們看到各個國家的自力更生，戰勝了彼此的互惠互利。義大利請求盟國提供緊急醫療設備時，沒有一個歐盟國家有回應。德國一開始就禁止醫療口罩及其他防護裝備出口，法國則徵用國內生產的所有口罩。歐盟執委會被迫介入，調節醫療設備的出口。新冠病毒告訴世人，如果他們想要保持安全，就不能容忍大部分藥物或口罩在歐洲以外的地方生產。同樣的他們不能依賴中國企業打造歐洲的5G網路。
然而，新冠疫情形成了一個絕大的矛盾，一方面歐盟會員國間的國界被關閉，把人民鎖在自己的公寓裡，但另一方面卻讓人民的國際化程度上升到空前的高峰。全世界人民可能是有史以來第一次，擁有共同的話題，得以分享共同的恐懼。
疫情初期，許多專家都曾經認為，中國會因為強大戰略指導，成為從疫情中出頭的國家。然而，隨著時間過去，中國政府對疫情資訊的不透明以及發動具侵略性的大外宣活動，意圖將中國描繪成有效因應疫情的模範，唯一具有全球思維的國家時，結果卻適得其反。進一步來說，中國可能將遭受疫情帶來的「去全球化」所造成的嚴重後果。雖然疫情傷害美國及歐盟的軟實力和自信心，但疫情過後，世界對於北京的全球野心更加戒慎恐懼，對待北京也將更不友善。
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兼執行主席克勞斯．施瓦布認為，去全球化最有可能的結果是一個折中的解決方案：區域化。歐盟以及亞洲地區新設立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就是案例，區域化可能成為全球化的緩和版本。如今，北美自由貿易區三國內部的貿易量已超過他們與中國或歐洲的貿易量。帕拉格·康納指出：「在新冠疫情暴露出基於遠距離的相互依存關係具有很多漏洞之前，區域主義已經開始明確地代替全球主義」。新冠疫情加速這一全球分化趨勢，北美洲、歐洲和亞洲將把重點逐漸轉向區域內部的自給自足，而不是依賴作為全球化代表的全球供應鏈。
民主是獨裁的比較級
民族國家的地位能夠回歸榮耀，疫情激發的高昂民族主義是主要原因。在社會動盪、經濟不穩定的情況下，會強化人民對政府的信心。例如在1929年經濟大蕭條之後，人民要求政府強力介入，抵銷市場的失靈。因為疫情的關係，大家仰賴政府規劃公共衛生，依靠政府挽救失速下墜的經濟，並拯救直線上升的失業潮。身處於危機之中，民眾可以容忍政府限制人民的重大權利，但卻不能容忍不準備採取行動的「佛系」防疫。
新冠病毒和自由民主制度有一點相似，也就是大致很平等。新冠病毒和霍亂之的疾病不同，不會在擁擠的城市，鎖定塞滿貧民、水源遭受污染的住戶，而是不分貧富、發動無差別攻擊。然而，在遭受病毒之後，會出現各式各樣的不平等，美國的初步資料強烈顯示，死亡率跟所得與種族強烈相關。
開放民主網站(OpenDemocracy)2020年4月報告指出，目前有超過20億人所住的國家，為了對抗疫情，採取停止或停開國會的緊急措施。不但立法部門受限，鎖國也削弱了法院的角色。政府禁止人民離開家門，選舉可能暫停或是無法在公平競爭的前提下舉行。
不論是民主政府還是極權政府，在面對不確定的情況時，即使對結果沒有信心，也必須準備採取極端手段。同時，也希望避免所採取的行動方案，被熟悉其他國家舉措的民眾質疑。因此，跟著別人做一樣的事，以便對大眾保證情況已經受控制，就變得很重要。套用類似的政策有助於政府逃避責任，但隨著時間過去，政策還是會逐漸受到比較。但跟過去的比教不同的地方是，以往是跟過去的政府或是反對黨的承諾來比較，但新冠疫情則出現了不同的比較方式，民眾會拿本國的即時表現，和其他國家比較。就好像台灣，民眾急切地想知道，為什麼台灣疫苗採購如此緩慢？為什麼有一年的時間卻沒有「超前部署」疫苗的覆蓋率？法國的民眾則在問，為什麼德國在篩檢上做得比法國積極？從某個角度看，新冠疫情創造了政府的表現可以客觀評量的錯覺，對政府決策影響最大的，就是類似這樣的比較，而不再是反對黨的批判。
大部分國家決定鎖國，並頒布緊急法令，這也就是說世界各地的人民都做了，願意接受隱私在對抗疫情時遭受侵犯的事實。疫情流行期間，政府任何政策的成功與否，都要仰賴公民的主動支持，任何個人決定違反「保持社交距離」的限制時，都會妨礙政府的目標。從這個角度看，緊急狀態限制了公民的權利，但矛盾的是，卻也加強了公民的權利。
面對疫情，民主還是獨裁體制顯然不是控制疫情成敗的關鍵要素。所有有效打擊新冠疫情的國家，人民都高度信任政府，政府對社會的管制成功與否，取決於自發性的服從，而非強制執行。即使中國、新加坡和台灣的政體都相當不同，但在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度上，這幾個國家都是名前矛。只有公民信任的政府才能有效維持繁瑣的封鎖工作。相反的，在專制的伊朗和民主的義大利，公眾對政府機關的信任度低落，導致推行社交距離時困難重重。
美國學者柯蘭菲德的研究顯示，世界各國不論是民主和專制體制在面對新冠疫情時，彼此的界線逐漸模糊，民主政體和專制政體一樣，樂於侵犯公民的隱私權。同時，專制獨裁者也跟民選政治人物一樣，對公眾的反應深感興趣。英國政治哲學家大衛 朗希曼說：「在封鎖時期，民主政體展現了和其他政體的相似之處，換句話說，追根究底，政治就是權利與秩序。」
總結一下，我在伊凡 克雷斯戴(Ivan Krastev) 的著作《後疫情時代的關鍵趨勢》當中，梳理出三個對全球經貿影響深遠的變化，分別是「居家」民族主義、加速去全球化以及民主是獨裁的比較級。這幾點也是我在三級警戒期間，最有能感同身受的部分，很高興，我們今天要降為二級了，天佑台灣！
